杜靖
内容摘要 钱杭主张，归属感是当代汉人宗族复兴的一个关键机制。与以往的理论比较，其贡献在于从主体性角度解释了汉人宗族运动。在这一认识基础上， “归属感”可进一步细化为“空间上的归属感”、“时间上的归属感”、“结构上的归属感”和“身份上的归属感”四个维度。不过，归属感是个历史情境性的东西，并非如钱杭说的属于“先验性”的内容，完全可以在历史人类学的框架下明察它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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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汉人宗族 空间上的归属感 时间上的归属感 结构上的归属感 身份上的归属感
作 者 杜靖，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人类学研究》执行主编。 （北京100081）
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宗族在继社会主义集体化时代30年沉寂之后，迎来了一个复兴或重建的历史时期。对此，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阐释机制。
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社会资源总量的限制，使社会调控形式的有效程度只能维持在目前的水平上，社会体制还不可能担负起农村的所有功能，因而，宗族作为一种功能性团体仍具有发挥作用的空间。第二种观点认为，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以后，农村的基层组织趋于涣散，集体已经不再构成可以凭借的力量，农民为了寻求心理上的依靠，就诉诸了宗族组织。第三种观点认为，由于基层秩序的松垮，违背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的现象就处于无人管理的放任状态，于是，原本应取缔的宗族，就利用这一机会，肆意地发展起来。
在钱杭看来，这三种解释都存在不足。第一种解释显得似是而非，因为它不能解释像新加坡这样的海外汉人社会中的宗族，为何依然是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第二种解释是一种研究者的客位观点，没有从主位即中国农民的主体地位考虑问题。如果任由农民自己选择，恐怕有相当多的人依然会选择所熟悉的传统形式——宗族。第三种解释也是过去某种意识形态的延续，虽然它考虑到了心理基础问题，但仍然不够恰当，因为汉人对宗族有一种“本体性”的需求，集体力量可以转移和压抑这种需求，而不能代替或取消这种需求。为此，钱杭提出了“归属感”的解释路径。
1992年一部重新编纂的族谱封面上，赫然题写着三行字：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根？”这三句话震撼了钱杭，他说：“这三个问题如何回答、答案有无确定性，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充溢于其间的历史感和归属感。我们绝不能也没有理由忽略这种历史感和轻视这种归属感。汉人之所以是汉人，就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无时不在这样问自己。除了宗族，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功能团体会对这些‘本体性’问题感兴趣。也正因为如此，就没有任何一个功能团体可以满足汉人的这些需要。” 在对当代中国宗族的现代化变迁问题做了系统考察后，钱杭明确指出，宗族在当代获得重建的原因主要在于农人追求自己的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和责任感。
“归属感理论”意义有二：一则重在强调主观认同研究，将长期以来被遮蔽的主体性问题揭示了出来。该理论的提出，对于过往历史学所坚持的客观的实证主义宗族研究范式和人类学的结构一功能论宗族研究范式，都是不小的冲击，是一种理论上的推进。二则把归属感解释为一种“本体性”诉求。然而，必须意识到，任何概念或理论都有其擅长之处，往往提供了前人不曾注意到的观察视角，但毋庸讳言也存在局限性。归属感理论自不能例外。
此前，张小军已经对钱杭作了批评。首先，他指出钱杭的“归属感”概念虽然摆脱了结构一功能论束缚，但在本质上仍归属马林诺夫斯基意义上的文化功能论。钱杭认为，宗族是社会改革中的功能需要，甚至具有建设性功能，是一部分农民为摆脱心理“失衡”而积极推行的自我调适，起到了稳定地方秩序和人心的作用，对乡村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意义。而张小军则认为： “它不是改革的功能需要，也不是心理失衡者的处所。” 其次，张小军从布迪厄的实践论出发，批评钱杭忽略了习性在当代宗族运动中的价值。 布迪厄认为，习性往往在深层次上影响人类的行为。归属感理论突出了人的理性作用，可能会夸大个体的选择能力，强调主体的能动性。
笔者认为，即便钱杭文化功能论的分析框架存在不足，但仍有其可取之处。张小军批评钱杭没有考虑习性问题，似有误读之嫌。尽管钱杭当年不曾参考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但其“本体性”和“本源性”表述则非常接近布迪厄所推崇的“习性”和“先验图式”两个概念。在布迪厄看来， “习性”或“先验图式”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可惜，钱杭在意识到“先验性”同时，又将归属感明确表述为一种心理一主体性的东西，并且突出了这方面的价值。钱杭没有把这二者很好地用布迪厄“实践”概念“化合”在一起，这才被张小军切中要害。
然而，钱杭的归属感理论亦有不妥之处：一是，归属感理论过于笼统，有必要进一步细化。二是，归属感并不是“本源性”或“本体性”的东西。钱杭讲的“本源性”或“本体性”究竟指什么呢？他认为，汉人宗族建设中的“归属感”，并非是由于某种历史脉络的打断而后在重建时才有的心理状态。他通过系统地考察《仪礼·丧服经传》指出， “父至尊也”、 “夫至尊也”、 “大宗者尊之统也”等“二尊一统”，是“整个宗族亲属结构的核心，以及使整个结构得以运转的根本依据”，包含或体现了汉人宗族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先验性“公理”。这种“先验性”的、“终极性”的因素，是汉人行动尤其是宗族制度实践的基点。有了这个基点，汉人就知道如何进一步采取行动。为此他断言， “汉人宗族的‘合理’根据中有相当程度的先验性和终极性因素” 。钱杭的“归属感”与“历史感”、“道德感”和“责任感”“三感”一起，共同构成他讲的所谓“本体性”需求。
在笔者看来，“归属感”并非从来就有的东西，先验一说并不成立。 “归属感”是个情境问题。当人们离开原先的生存状态、文化氛围、历史脉络而又想重新返回原来状态时，才可能在内心中产生归属问题。 “归属感”不是从来就有的，更不是一种假设性的东西，它一点也不神秘。 “归属感”是对特定人群而言的一个概念。对于那些一直生活在某种稳定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里的人来说，“归属感”不存在或至少不强烈，只有那些出离或疏离了自己原来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的人，尤其是脱离了原来场景又导致文化不适应的人，内心才有强烈的归属感觉及需要。为此，归属感应进一步分解为“时间归属感”、“空间归属感”、 “结构归属感”和“身份归属感”四个维度予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