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立，李敏，刘晓
摘要：职业教育的收益是进行教育选择的一个重要参照，从职业教育收益的分类、衡量方法、研究结论三个层面论述职业教育收益的研究现状，并针对现有研究中出现的不足，分析职业教育收益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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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职业教育；收益；研究现状；前瞻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12年度（教育学）青年基金项目“利益相关者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长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CJA120156）
作者简介：蒋廷立，女，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李敏，女，土家族，浙江工业大学教科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职业教育；刘晓，男，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15）04-0012-05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类型，由于其培养的是生产、经营、管理第一线的劳动者，因此，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带来的效益更加直接和明显［1］，而且不少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远远高于对物力的投资回报。［2］随着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职业教育的收益问题，得出的结论不尽一致，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文献回顾，对职业教育收益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结合实际分析职业教育收益的研究趋势。
一、职业教育收益的研究现状
（一）职业教育收益的分类
通过查阅文献发现，部分学者从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来研究职业教育的收益，如杨钋（2009）［3］，吴志华、高颖（2010）［4］等人将高等职业教育的收益分为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高等职业教育的私人收益指那些由受教育者个体所保留下来的收益，包括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从职业教育中获得的货币和非货币收益，比如，个人收入的增加和由教育带来的健康保护能力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提高、精神的愉快等方面。社会收益指由那些受教育个体无法占有的，并因此为社会其他成员拥有的收益，包括受教育者带来的额外社会生产力、劳动力市场的升级、和教育的正外部性（例如公民行为、健康和社会凝聚力的加深等）。
王洁莉（2005）［5］，胡晓玉、滕超（2009）［6］等人在研究职业教育收益时，也将职业教育的收益分为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职业教育的个人收益就是指个体接受职业教育之后，促进个人收入的增加以及健康保护能力、生活质量、精神等非物质方面的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收益是与个人收益相对的概念，主要指职业教育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对社会收入分配产生积极影响，增加技能型人才的就业率等。国外学者如Carnoy［7］，Levin［8］，McMahon［9］等人的研究中也得出了比较一致的观点。另外，有的学者从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两个层面来研究职业教育的收益，如沈超，李苏北（2004）［10］，张艳（2006）［11］等人在研究高等职业教育收益时将其分为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高等职业教育的经济收益包括高等职业教育的个人经济收益与社会经济收益；高等职业教育的非经济收益包括高等职业教育的个人非经济收益与社会非经济收益。CEDEFOP［12］（欧洲职业培训开发中心）结合早期的研究，横向从社会、企业和团体、个人角度，纵向从经济和非经济角度，将职业教育收益进行了归纳，如表1所示。
（二）职业教育收益的衡量方法
在衡量职业教育收益时，由于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侧重点，所以衡量方法和指标有所不同。
1.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层面。刘大力和李锋亮［13］在研究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时指出，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成为衡量高等职业教育收益的重要指标，具体指标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就业状况和收入三个层面。工作效率反映了劳动生产率，所以通常将“工作效率”作为劳动生产率的直接衡量指标，而工作效率等于劳动者的实际产出和劳动者的生产定额之比。就业状况则主要通过就业率、失业率以及就业对口率来衡量。就业率，指就业人口与劳动力人口的百分比；失业率是指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率，是一个反映整体经济状况的指标；就业对口率可以反映某学科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之间的供需关系，同学科培养质量越高，就业对口率越高。收入是衡量职业教育收益最为常用的一项指标，通常采用收入函数模型来进行计算，模型中加入了普通教育作为基准变量的职业技术教育的虚拟变量，然后看这一虚拟变量的符号以及显著性水平。［13］
2.经济和非经济层面。职业教育收益可以分为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所以，可以从这两个维度来进行衡量。比如，沈超、李苏北（2004）［10］，张艳（2006）［11］等人宏观上从经济和非经济两个层面来衡量高等职业教育的收益，经济收益一般可以用货币形式加以描述和衡量，衡量指标包括个人教育收益净现值、社会教育总收益净现值、个人教育收益率、社会教育总收益率、教育内部回收率。非经济收益作为一种教育投资的间接回报，不能通过直接计算得出准确的答案，只能采取其它近似定量的衡量方法对其进行定性描述或者采取部分程度的定量测量，非经济收益的衡量指标包括就业年限、就业机会、劳动生产率、社会犯罪率、公民参与政治投票率等。李兰兰在研究中等职业教育的非经济收益时，将就业者享受的福利政策、获得的培训机会、对自己所处工作环境的评价、对自己所在单位管理状况的评价、在工作过程中能否持续不断地学习新东西、感觉自己在单位是否有发展前途、目前的离职意愿以及工作满意度作为衡量指标。［14］
3.私人和社会层面。职业教育同样可以分为私人和社会收益，所以也可以从私人和社会层面来衡量职业教育的收益。（1）私人收益的大小可用个人收益率来衡量，私人收益又可以分为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衡量私人经济收益时主要从就业和收入两个维度来进行［9］，职业教育所带来的就业收益的衡量指标主要包括毕业生的就业率、就业行业和地区、工作转换率、年工作时间、职业声誉和工作匹配程度，而职业教育的收入指标则主要包括毕业生的年收入、小时工资、收入的增长。［15］（2）非经济收益的主要衡量指标为消费价值，比如，学生对教育的满意程度、家庭成员的生产效率以及健康状况、社会民主参与水平等都属于消费价值。［16］
（三）职业教育收益的研究结论
1.职业教育能够带来显著的私人和社会收益。关于职业教育能否带来私人和社会收益？学者们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大多数研究表明，职业教育能够带来显著的私人和社会收益。如CEDEFOP（欧洲职业培训开发中心）在研究职业教育收益时整合了前人的观点，研究结果比较全面且具有代表性。［12］首先，该研究表明，职业教育对私人收益贡献较大，在经济收益上体现为个体接受职业教育能够提高自身在企业的生产力，获得更好的工作岗位和更高的工资，培训机会也相应增多，从而失业率降低，专业地位提高等。在非经济收益上体现为个人健康状况得到改善，生活满意度提高，有利于实现个体激励，此外，Becker［17］，Moock［18］，Bennell［19］，Carnoy［7］，Levin［21］，Tilak［22］，Bailey、Kienzl and Marcotte［23］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其次，CEDEFOP［12］的研究发现，职业教育为社会带来了相应的收益，比如，在经济上，职业教育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加快劳动力市场升级，缩小收入差距等，在非经济层面职业教育则促进了社会公平，增加了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机会，加深了社会凝聚力，有利于良好公民行为的形成等，Becker［17］，Bennell［20］，Carnoy［7］，Levin［8］，Tilak［22］，Bailey、Kienzl and Marcotte［23］的研究中也提到了这一观点。最后，CEDEFOP［12］从企业和团体的角度出发，认为职业教育也能带来相应的收益，比如在经济上，提高了企业绩效和员工的工作效率，非经济上有利于弱势群体的资助。但是，部分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以Foster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职业教育本身的成本效益比很低，职业教育不能解决受教育劳动力的失业问题，而且，职业教育既不能提高劳动力和工作岗位的匹配程度，又不能解决职业教育毕业生相对较低的收入状况。［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