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由于田汉被打倒，歌词不让唱了，《国歌》只能由乐队演奏。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义勇军进行曲》新词。改定国歌歌词后，各方面对此一直有不同意见，要求恢复国歌原来的歌词。直到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撤销1978年3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新词，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国歌的诞生及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凝聚着中华儿女“不做亡国奴”的怒吼 。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这首在中华大地上歌唱了近70年的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民族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去建设社会主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序幕，“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先后于1932年和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田汉、聂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4年春，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在他刚完成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另一位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接手将这个故事写成了电影剧本，聂耳主动要求为田汉写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当他读到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后来又在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曲谱定稿。一首表现中华民族的刚强性格，显示祖国尊严、充满同仇敌忾、团结御敌豪迈气概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这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传唱开来。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首革命歌曲甚至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接着他又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了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设立由55人组成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截至当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应征国歌632件，歌词694首。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人。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徐悲鸿、郭沫若等许多委员表示赞成。因原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郭沫若并拟就了三段。但是，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黄炎培先生也赞成不修改歌词。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一致颂扬，在国际上有它的影响，应采用作国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定、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奋斗。周恩来副主席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毛泽东主席赞同和支持歌词不改。经过讨论，除国徽一项继续由原小组设计外，其他各项议题均获一致意见。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