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白色革命”的税收警示

　　“每当我想起1979年1月那个清晨，就会感到一股锥心之痛。首都德黑兰受到野蛮袭击已达数月之久，但是整座城市却陷入紧张的沉静气氛中，好像我们的首都突然之间屏住了呼吸。这是在1月16日，我们即将离开这个国家……”[1]这是伊朗王后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忠贞不渝的爱——我与伊朗国王巴列维的生活》一书中记述的“白色革命”失败后离开伊朗时的情景。 
　　事实上，从那一刻起，关于伊朗“白色革命”失败的原因，就成为不少政界要人与学者探讨求索的热点课题。这是因为，伊朗“白色革命”给予人类社会治理的警示与疑问实在太多：为什么一场初衷还算纯真的改革反而失败？为什么这一失败又恰恰发生在伊朗经济“崛起”，并获得了明显成果的时候？为什么一场本在立志为民的改革，反而被广大民众所拒绝和抛弃？…… 
　　坦率地说，如果仅仅从国王巴列维发动“白色革命”的动机与其个人品质看，很难找到“白色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在巴列维看来，“导致这场革命的根本思想是：权利应归全民，而不得为少数人所垄断。”“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举结束一切社会对立和导致不公正、压迫和剥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碍前进，助长落后的反动势力，指出建设新社会行之有效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也要与伊朗人民的精神、道德、国家的自然气候、地理条件、其民族特点、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相适应，并能尽快地使我们达到和赶上当代世界最先进社会前进步伐的目标。” [2]而且，在“白色革命”中，巴列维国王率先垂范，把自己的125万英亩土地(占伊朗可耕土地面积的1/4)分给了伊朗农民，农民们因此感激得匍匐在地上亲吻他的脚。然而，历史是不会相信任何一个独裁者自我表白的“动机”，也不会相信任何廉价的眼泪的。因为，专制者的仁慈与宽容并不能改变其专制独裁的本性，并不能改变其对所有人自由剥夺的事实，并不能改变其极端违背人类社会文明治理的原则，诸如人道、自由、人权、公正、法治、民主、宪政等原则的恶劣本性。 
　　二、探讨“白色革命”失败的成因，角度和方法可以是多元的，也可以是多学科的。笔者以为，从税收入手，或许是一个更可能接近问题本质的角度。 
　　税收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经济是税收的基础，税收是经济的反映。发达的经济，会为税收聚财奠定一定的基础，而停滞的经济则会消蚀税收的基础。因此，仅仅从伊朗十五年“白色革命”高速增长的经济成果，不难推测和想象其税收收入的规模，及其税收治理的基本概况。 
　　“白色革命”最大最耀眼的成就在于，只用了短短十几年时间，伊朗的经济几乎瞬间创造了一个“奇迹”，人均收入由不足200美元，猛升到2000多美元。1968─1978年间经济平均年增长速度为16─17%， 按人口平均的国民产值从1960─1961年度的160美元很快跃增为1977─1978年度的2250美元。特别是1973年，伊朗由于刚刚从西方石油财团手中收回主权，又恰逢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国家每年的石油收入从40亿美元猛增至200多亿美元，一下子从债务国突变为债权国。作为石油大国，1959-1960年度，伊朗石油工业的产值大约是3.7亿美元，1968-1969年度达到11亿美元。此后一路飙升，1972年达24亿美元，1974年达174亿美元，1975年估计达到200亿美元。政府的税收收入也因此超速增长，规模日益扩大。在1959-1960年度和1970-1971年度间，国民生产总值从38亿美元猛增到107亿美元，即增长181%，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0%。此后经济发展势头继续猛增，1972-1973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0.8%,1973-1974年度增长47.3%,1974-1975年度增长70.7%。就是说，在这三个财政年度中，国民生产总值翻了3.7倍。国民总收入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在这三个年度中分别为20%、34%和42%。因此，研究者们一致认为：“1960年以后工业在伊朗的增长速度之大，几乎在历史上举世无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