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苏联共产党的发展来看，在列宁、斯大林时期，布尔什维克党是“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所以开创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之路，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创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虽然对科学社会主义有许多曲解，但从性质上还是社会主义的。这一模式从根本来说是基本符合“三个代表”思想的，它在苏联迅速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以及打败希特勒法西斯的斗争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在改革过程中，苏联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背离了“三个代表”的要求，“在西方压力下，头脑不清醒，连自己正确的东西都否定了”（注：刘华秋：《指导新时期对外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体会》，2000年7月13日人民日报第9版。），把“改革”变成了“改向”，把“突破”旧模式变成了“彻底摧毁”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随着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得手，便招致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个教训说明，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如果背离“三个代表”的要求，也是会走向反面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三个代表”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生命，是无产阶级走向胜利的唯一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始终坚持“三个代表”而发展壮大的历史。她在每个时期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三个代表”的具体体现，它的每一步行动，都是为了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包括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统一战线史，以及自身建设史，包括思想史、组织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成功经验和教训，都是围绕“三个代表”这个根本的。因此，我们研究中共党史，也必须紧紧围绕“三个代表”来研究。这样，就能挖掘深度，具有高度，就能找到党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能坚持党的建设的正确方向，就能提高加强党的建设的自觉性，使我们党永葆革命青春，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总之，“三个代表”是党史研究的中心，党史研究的灵魂。中国共产党坚持“三个代表”的方向，走过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近80年的里程，其道路虽坎坷而曲折，但其方向是正确的，成就是伟大的，无愧于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如果偏离“三个代表”去研究党史，用神来之笔任意涂抹，那给后人留下的将不是资政育人的传信史书，而是一部真中有假虚实难分的演义。弄不好就会被人拿来否定党的全部历史，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二、“三个代表”为党史资政育人功能提出了新要求
存史、资政、育人，是党史研究的目的和任务。资政是指用历史经验来指导目前和今后的工作，以利于掌握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使工作做的更好，更有进步”。（注：《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400页。）育人是用党的光辉业绩，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激励当代，昭示后人，使我们的事业代代相传，永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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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要求我们要用“三个代表”对广大的党员和中青年干部进行深入持久的教育，这是对党史社会功能的新要求。邓小平早在1989年春就说过：“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在教育。”（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7页。 ）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正处于整体交接的关键时期，广大的中青年干部将担负起各级领导的重任，他们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但是，他们绝大多数对党史知之不多，没有经受过艰苦环境的考验，没受过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系统教育。一旦走上领导岗位，能否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很值得深思。近几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的大多数中青年干部觉悟高、思想好，是能胜任工作的，但是也确有不少中青年干部成长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党风败坏对他们是有影响的；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舆论又使他们难辨是非；旧社会某些沉渣泛起，对他们也有一定的诱惑力；再加上西方敌对势力“分化”和“西化”社会主义思潮的侵蚀，使他们对“三个代表”的深刻含义和深远意义理解不透，认识肤浅，在前进的方向上若明若暗，有时甚至模糊不清，很可能走向与党的要求相背离的道路。事实上也确有一些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之后，不是老老实实做人民的“公仆”，而是以党谋私，贪污腐化，道德败坏，脱离群众，违背“三个代表”的要求，成了党的事业的蛀虫，甚至与人民为敌，走上了犯罪道路。所以教育他们时刻不忘“三个代表”，牢记党的性质和任务，懂得搞好当前工作和实现党的最终目标的关系，懂得严守党纪国法，廉洁奉公，做到拒腐防变；当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成为党史教育功能的重要内容，这就是“三个代表”对党史资政育人功能提出的新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