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代农村红乡绅的构成与重要作用
回顾历史，可见乡绅是古代以至近代中国社会中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重要阶层。他们的权力、资本和社会地位，不仅仅是古代皇权默许甚至授予的，或近代国家基层政权授予的，同时也是他们对国家意识形态和儒家文化的认同，在上层政权不容易支配到的乡村社会里，负起率民为善的教化责任，补充了地方行政的不足，从乡村的宗族、家族、民众那里打下较广泛民众基础的结果。探讨新旧乡绅的特点，研究近代国家政权力量与乡村宗族、文化传统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有利于我们解析乡绅现象，解决目前的三农困境。
观察当今，农村是否存在着既近似于又有别于以往乡绅阶层的新兴乡绅——“红乡绅”？这只要深入了解农村现状就可以清楚。“绅士”的本意原是指地方上有势力有功名的人。（10）如果我们综合考察新旧乡绅的历史功过，承认其承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造福乡里的历史贡献，重视其主导乡间舆论与阐释国家政策的桥梁作用和正负后果，不受历史上对“乡绅”定义的贬义或褒义影响，只是把“乡绅”作为一种拥有经济资本、政治影响、文化水平、社会资源的优势，在当今农村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具有基层的政治权力，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以及具有乡村的国家主流文化的解释权，需要予以关注、培育和引导的重要阶层的代名词，那么，红乡绅阶层的存在与作用，就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社会主义农村的红乡绅，主要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一、乡镇党政部门与村委会里有政治资本的党政干部，及其亲属；有功勋荣誉、海外关系、上层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本的乡村退休官员、复退军人、知名人士、乡镇村民及其家属等一批有社会影响的人物；受过专业训练立志回乡发展，有文化资本、独到眼光和较高技能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乡村首先富裕起来的有经济资本的乡镇民营企业家，外出经商、创业、务工致富的返乡农民等。其共同的特征是，有中等或高等文化程度和较丰富的社会经验；有较高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较宽广的文化视野；有一定的基层组织的权力或支配这些权力的社会影响力；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较多的致富门道与社会资源；有代表民意肯定或批评地方决策的乡间舆论话语权；有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较为一致的官方或准官方的立场。
由此可见，红乡绅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所起的乡村发展的中坚作用已不容忽视。目前，我党的历史任务随时代的发展，人民的需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以往依靠无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贫困农民，奋起推翻旧政权，分配土地，解放生产力，变成了今天依靠掌握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有益人民的中坚阶层，改革优化新政权，发展生产力，建设和谐小康社会，以实现中华民族振兴，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伟大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培育好主导农村的新兴力量——红乡绅阶层。这首先需要发挥他们文化程度较高，社会经验较丰富，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强和文化视野较宽广的优势，借助现代大众传媒的强势手段，引导他们学习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国情和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理解和认同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将以人为本，科学执政的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次要发挥他们掌握了乡间话语权的优势，消除其内部对党和国家深化改革，改变农村基层腐败现象与落后观念的疑虑，坚定不移地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其三要发挥他们拥有基层组织的权力与左右这些权力的社会影响力、较强的经济实力、较多的致富门道与社会资源的优势，引导并支持他们由发家致富转向共同富裕，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的骨干力量和中坚阶层。
总而言之，只有从“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战略高度出发，根据中国国情需要，积极培育凝聚了时代先进文化力量的红乡绅阶层，才能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11），使其带头完成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物质文明的新农村，建设以人为本、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的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组织健全、政治文明的新农村等重要的时代任务；才能培养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国家政策扶持，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业设施建设，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才能完成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畜牧业、水产业，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农业标准化，健全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市场、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动植物病虫害防控体系；才能完成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任务，全面深化农村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增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才能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才能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包括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清洁能源投入，建立符合国情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开辟增收新途径（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