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我国全面贯彻对农业税全免的扶农、优农政策。农业税取消以后的时间里，农民在想什么？盼什么？乡镇干部干什么？农村工作应该怎么管？乡镇工作的重心往那里移？带着这些问题，对河路口、涛圩、白芒营、桥头铺等农区乡镇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走访，在调查中，我们看到:后农业税时代，广大农民朋友的种粮积极性普遍高涨，农村抛荒现象得到了根本性扭转，有些村甚至出现了争田种的良好势头；乡村干部也从过去向农民“要钱、要粮、要命（计生）”（以下称“三要”）的繁重工作中解脱出来，全心全意发展一方经济和服务一方群众。但调查也能发现，政府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村工作面临着新的问题和矛盾，需要各级政府认真研究和加以解决。
一、农村现状
取消农业税之后，我县农民从中得到了以下实惠：①取消农业税，使农民每亩减负40元/亩；②粮食补贴17元/亩；③保护价收购使农民增收85元/亩，依此计算，农民从中获益142元/亩。因此，往年成片抛荒现象基本上得以杜绝。后农业税时代，对乡镇及村组干部来说，主要存在“三喜三忧”：一，喜的是从“三要”干部中解脱出来，忧的是成了无权、无钱、工作无抓手的“三无”干部。二，喜的是干群关系得以改善，财政亏空减轻，忧的是干群距离将拉远，公益事业建设更难。三，喜的是有转移支付，种田种地有补贴，忧的是无钱给群众办实事，无力稳定村组干部和化解债务。对乡镇政权来说，主要是乡镇机构人浮于事的现象更为突出，我县农区乡镇平均达70余人，最少的56人，最多的148人。根据中央机构改革方案，各乡镇将分流1/2—2/3的富余人员，这批人员的安置将是后农业税时代的一大难题。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干部角色转换尚未到位。长期以来，乡镇及村组干部习惯于传号令、收税费、跑田埂的工作传统。后农业税时代，出现了许多不适应，主要表现为：一是思想观念上的不适应。长期以来，乡镇工作重之重是收粮收税，“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成为乡镇干部的紧箍咒，能把税费收齐是最大的成绩，其它行政职能逐渐弱化。而如今，沿袭几千年的“皇年国税”不仅取消了，国家还给予农民各种补贴，由“多予少取”变为“只予不取”。乡镇干作“失重”，干部心里“失衡”，整天围绕群众忙一些“芝麻绿豆”之事，有服务的要求，无收费的渠道，一些乡镇干部因此迷惘、困惑、消极、失落。二是工作方法上的不适应。后农业税时代，土地经营权进一部明确，各项政策深入人心，农民经营主体意识、民主法制意识明显增强，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开展工作已没有市场和空间，这种做法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时尤为明显，我县岭西烤烟产业的发展就为典例。新形势下，如何依靠市场调节资源配置，促进农民增收，大多数干部心里没有底。三是发展思路上的不适应。多年来，农业税及“三提五统”一直是乡镇及村组赖以运转的财源，未来的发展指望。后农业税时代，虽然有基本相当的转移支付，但只能维持乡镇基本运转，根本谈不上偿还债务，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等。乡镇财源何来，怎样发展？就这一点来说，乡镇领导的担子不但没轻，而且更重。四是管理模式上的不适应。乡镇是我国政权结构的最基层，乡镇以下的村组依法实行村民自治。但长期以来，乡镇政府实际上把村委会当作下属行政组织，使村民自治名存实亡，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滋生了很多不和谐因素。农业税的取消，使乡镇与村组行政化联系的纽带---皇粮国税---不复存在，如何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现对村组的有效指导，成为乡镇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2、基层党组织领导农民发展经济的本领不强。发展农村经济是广大农民最大愿望和最根本利益所在，实践证明，基层党组织强，一强百强，集体经济富，一富百富。因此，建设强劲的农村经济成为基层党组织的中心工作。近几年来，我县农村基层党组织在领导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思路不清。在工作中，没有牢固树立围绕经济抓党建的思想，单纯地就党建抓“党建”或就经济抓“经济”。实践证明，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是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号召力的物质基础，是新农村建设的经济支撑。事实上，集体收入越多的党支部，在群众中的威望越高，号召力越强，就越能带领群众致富。二是方法不多。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乡村干部习惯于就农业抓农村经济，没有树立起用工业的理念谋划农业的思想。部分支部书记致富本领不强，没有掌握一门或几门实用技术，难以起到“先富带后富，户带户，邻帮邻”的效应，致使基层党支部帮助农民增收的途径不多。三是特色不鲜。江华紧邻“两广”，交通发达，气候湿润，适宜种植蔬菜、烤烟等。目前，蔬菜、烤烟已成为我县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但因专业合作组织（如协会）的欠缺，农户分散经营，菜农经常遭遇蔬菜贩子的“压质压价”，防范市场风险能力不强。因此，因地制宜，在建设好产业基地的同时，成立专业合作组织，把农民组织起来，采取“公司＋基地＋农户”形式，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让农民充分享受深加工增值带来的利润，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